万州茶叶人工种植历史源于明代初年从四川泸州引进小叶茶种在梨树、谷雨、铁炉等地种植。清光绪《万县乡土志》载：“叶粗大、色红而性寒，盛夏饮之却暑，俗称老茵茶。”

唐宋时期，是巴渝茶叶的极盛时期。唐代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茶叶生产和贸易兴旺；饮茶越来越普及，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都将茶叶当成生活必须品。王安石在《临川集》中所言“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李靓在《盱江文集》中也说：“饮茶的习惯已流于天下，漫淫于世，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无不用也”。《封氏见闻录》中也说：“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昼夜，残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当时朝庭在各州郡设有土贡，就是朝庭规定的必须供贡之物，其中有茶叶的共十七个州，其中就有夔州云安郡（今万州、奉节、云阳、巫山、巫溪等）。

元朝时期，巴渝茶区遭到严重破坏。宋代茶叶多为官方专营，主要用来换取番郡之马，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军侵入四川，直到1279年全川被元军占领，整整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四川人口从668万锐减至60万人；加上榷茶和“茶马易市”，损害了茶农和茶商的利益，茶农外逃，大量茶园荒芜。

明清时期，巴渝茶叶有所恢复。明初朱元璋根据户部奏请，对重庆府所辖州县的无主茶园，令当地驻军恢复开采，所得茶叶十取其八，以易番马，剩下两成归复垦者自得。清嘉庆十年，为恢复茶叶生产，复免重庆大宁、太平、通江、巫山四县的茶税；由于明清推行一系列有利于茶叶发展的措施，加上道教、佛教寺院的兴起，城口的鸡鸣寺、梁平的双桂堂、开县的龙珠寺、万州的司南祠、奉节的香山寺等，对恢复巴江峡川的茶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香山贡茶”、“云阳相思茶”、“城口鸡鸣茶”、“开县龙珠茶”、“万州银针”、“万州玉毫雪”等一大批贡茶和名茶。

民国时期，从清末一直到解放前夕，由于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加之地主、官僚的残酷压榨，农村经济受到极大摧残，茶叶生产更是惨遭破坏，货币贬值、粮价飞涨、茶贱如糠，至1949年，万州茶园面积不足500亩，古万州城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等地水码头、茶馆的茶叶大都靠云南供给。        

新中国成立后，万州茶叶蓬勃发展。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毛主席“后山坡多多种茶”的指示下，万州到处掀起了种茶热潮，很多乡（镇）村都建起了集体茶场、知青茶点、茶叶初加工厂。到上世纪70-80年代，万州是四川省红碎茶出口基地县和茉莉花茶集中窨花基地，鼎盛时期，万州有投产茶园3万多亩，茶叶加工企业17家，年产出口红碎茶1200吨，创汇200多万美元；绿茶500吨，产值180多万元；茉莉花生产基地1000多亩，年加工茉莉花茶3000多吨。2009年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试验站将万州纳入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区县；2009年重庆市政府批准的《重庆市茶业振兴计划》、重庆市农委《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农业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建议》，将万州定位为三峡库区生态、有机茶区发展的中心。2011年，《万州区茶叶产业发展规划》通过重庆市茶叶专家评审并经万州区政府同意实施，该规划根据万州实际，结合长江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建设，将茶叶产业发展规划分成3个片区:长江生态屏障茶区、铁峰山生态茶区（屏障辐射区）、七曜山富硒茶区（屏障辐射区）；规划至2020年建成生态、有机茶生产基地10万亩。2012年全区“万州银针”茶园总面积20500亩；全年实现茶叶（毛茶）总产量660吨，农业产值2620万元，茶业综合产值突破1.2亿元；万州茶叶产业已发展成为既能为农村就业和农民增收作贡献，又能为三峡库区库岸绿化护土添景，更能为库区移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实现移民安稳致富的骨干产业。